1944年3月的宁城山区，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苏然站在光秃秃的山岗上，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伪满军，把最后半截烟屁股狠狠踩进土里。

"电台带走，我留一个排。"他说话时嘴角还挂着笑，好像不是在交代后事，而是在讨论今晚吃啥。通信员急得直跺脚："参谋长，您这不是让弟兄们当逃兵吗？"苏然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扯淡！这叫保存革命火种，懂不？"

这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军官，打起仗来却像个老油条。1938年潮白河突围那会儿，两万人的队伍被打得只剩一千多人，领导都说要分散转移，就他梗着脖子不干："我跟着队伍走！"那副倔劲儿，活像头初生牛犊。可谁能想到，这头"牛犊"后来成了冀东鬼子闻风丧胆的"活阎王"。

要说苏然打仗的本事，那真是祖师爷赏饭吃。1941年邦均那一仗，他带着一个连的弟兄，把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包了饺子。战斗结束一清点，好家伙，自己这边连根汗毛都没伤着。战士们围着他又蹦又跳："营长，您这是诸葛亮转世吧？"他叼着根草杆直乐："转世个屁，小鬼子那点套路，老子早摸透了！"

可就是这么个打仗的好手，在升官这事儿上却憋屈得很。1942年包森团长牺牲后，按说该他接班。上头却嫌他年纪轻资历浅，宁可让那个后来投敌的副团长占着茅坑不拉屎，也不让他上。夜里查哨时，老战友看见他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憋屈？"战友问。他吐个烟圈："打鬼子要紧，当不当官算个球。"可烟头摁灭时那劲儿，分明是把火气都撒在了地上。

1943年冬天更憋屈。因为带着部队两次跳出敌人包围圈，上头给他扣了顶"逃跑主义"的大帽子。"逃跑？老子这叫战术转移！"他在会上急得直拍桌子。可命令还是下来了：没有上级批准，打剩一兵一卒也不准退。这道命令像根拴马桩，把他死死钉在了绝地上。

第二年开春，四万伪满军像蝗虫一样扑向宁城。侦查员慌慌张张跑回来报告时，苏然正蹲在磨盘上喝粥。听完汇报，他把碗往地上一搁，粥都没喝完："来得正好，省得老子去找他们。"当天下午，他把电台和主力部队都打发走，自己带着三十多个兄弟留下来断后。这招象棋里的"弃车保帅"，他玩得比谁都溜。

三天后，老乡在山上发现了他的遗体。子弹打光了，刺刀捅弯了，军装被血染得看不出颜色。可至死他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就像根钉进大地的钉子。老乡抹着眼泪说："这后生，犟得很呐。"

九个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冀东。老战友们凑钱打了壶烧酒，第一杯全洒在了地上。"苏然这小子，要是还活着..."有人刚开口就说不下去了。是啊，要是他还活着，现在该是多大的官儿？可这话说了也白说，就像那杯渗进土里的酒，再也收不回来了。

宁城的老百姓至今还记得，那年有个爱说爱笑的八路军参谋长，打仗时总冲在最前头。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年轻人本该有更广阔的天地。黄埔军校毕业，冀东战场上的"战神"，要是在别的部队早该当团长了。可命运就像那年的寒风，专挑好苗子往死里冻。

现在想想，当年那道"不准撤退"的命令，就像给快马套上了绊马索。苏然这样的战将，本该在更广阔的战场上驰骋。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宁城山上那具至死都不肯倒下的躯体，和后人一声接一声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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