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领导者收到下属的调薪请求，当天即批复并高效推动落实。与此同时，另一位青年领导者在接到中央调任命令时，却极力举荐挚友接替其未竟的根据地要务。

这两幅画面，共同映射出中国革命早期对“人才”的极致渴求。特殊时期下，革命者个体命运的激荡沉浮，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担当。

本文将深入探究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如何凭借其非凡才干在国共合作舞台上大放异彩。同时，也将审视他们如何知人善任、珍视同志，直至面对革命巨变的严峻考验。

青年毛泽东，这效率！

将时间推回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并不是要“做大官”，而是为了“做大事”，旨在帮助改造当时的国民党。毛泽东同志此时便已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央局秘书。

他与委员长陈独秀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权限相当大，几乎等同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职务。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兼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中央的一切函件都需要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合署名才能生效，足见其地位。

党的“三大”特设“中央局秘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毛泽东同志正是当时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的专职主持人。

陈独秀曾公开肯定毛泽东的才干，在“三大”上批评多地工作后，独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早在1921年建党之初就注意到毛泽东的不同寻常。他不仅组织能力出众，宣传工作也厉害，且有大局观念，甚至被视为“马林的人”。

国民党“一大”在共产党的协助下，于1924年1月顺利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并受孙中山委托，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会议期间，他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议题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给国民党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此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后来还兼任文书科主任。

这位共产党员身兼国共两党核心要职，其卓越能力可见一斑。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多项要职。

汪精卫对毛泽东的能力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便以公务繁忙难以兼顾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去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汪精卫的提案迅速获得通过，大会要求毛泽东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

去年10月7日，毛泽东正式就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他将实干精神带到了国民党中宣部。

他信奉“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将实干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淘汰不思进取者，换上想做事、做实事、敢担当的干部。

沈雁冰（茅盾）和萧楚女等优秀人才因此被他请来，当时国民党中宣部被称为“人才内阁”。

去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管书员张克强来信，抱怨工作辛苦、繁杂，希望能调薪。毛泽东二话不说，当天就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徐苏中写信。

这封信和相关文件至今保存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从收到信到他提交申请、走完流程、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门，前后仅用了九天时间。

这份效率，在当时着实令人赞叹。而他曾经在“五四”运动中创办的《湘江评论》，虽只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便被查禁，但其影响力以及毛泽东一人包办撰稿、审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发行，甚至上街卖报的行动力，都已充分展现。

李大钊曾评价《湘江评论》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胡适也称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毛泽东在中宣部任职期间，国民党原本杂乱无章的宣传工作体制，在他的领导下迅速走上正轨。他首先强调要有一个统一的喉舌，提议创办《政治周报》。

这份刊物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发行，毛泽东亲自担任总编辑。很快，这份周报便打开了局面，每期发行达四万份。

广州街头经常一报难求，甚至连国民党右翼的“西山会议派”也不得不承认：“共产派有人才，有办法！”

他还指导核心城市的党部，相继创办了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和上海《民国日报》。

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应将宣传工作视为实施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纳入各级党部日常工作和重要议事日程。

他建议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定期不定期地颁布宣传大纲。同时，加强宣传部与各部门的横向联系，以及中宣部与地方宣传部之间的纵向联系。

上海作为广东根据地之外的重要桥头堡，还单独设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局”，以便将重要最新的宣传材料第一时间传递到位。

根据地之困，举贤荐能

在毛泽东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得风生水起时，另一场变革正在酝酿。1929年2月，赣南和闽西地区内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

毛主席和朱老总被公认为是这一成就的主要功臣。然而，正当红军准备庆祝之际，中央却从上海寄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由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总理发出，委任毛主席和朱老总到中央开展工作。这封信后来被历史记载为“二月来信”。

尽管信是2月寄出，但由于交通不便和各种事务，毛主席直到4月初才收到。当时，红军根据地的工作才刚刚开展，若毛主席离开，事务代理人选成了大问题。

中央对新建立的根据地工作进行了分析，结果却偏于悲观，对处于农村战略的红军发展抱有担忧，同时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党的忠实拥护者，毛主席和朱老总尊重党的决定，准备动身。但在临行前，为了新根据地的长远发展，毛主席与朱老总商议后，给中央写去了一封推荐信。

毛主席建议，由刘伯承接替朱老总的职位，负责军中事务；而由恽代英同志接替他本人，负责党政事务。他在信中非常中肯地夸赞了恽代英同志的处事能力。

恽代英的革命路，不简单

毛主席为何如此看重恽代英？这要从他们早年的惺惺相惜说起。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家境优渥。

然而他思想进取，未受封建思想荼毒，中学时就投身反封建革命。1917年10月，他联合黄复生、梁绍文等人，创办了武汉第一个进步团体组织——互助社。

1919年，毛主席为响应五四运动发表了周刊《湘江评论》，第一时间就给恽代英寄了过去。后来，恽代英也在武昌、汉口等地帮助毛主席宣传该周刊。

尽管此时两人书信往来已久，却未曾谋面。直到1919年底，毛主席前往北京途中路过武汉，才有机会拜会恽代英。

毛主席在恽代英家住了十多天，两人相见恨晚，引经据典，促膝长谈，互相引为知己。后来，毛主席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又一次与恽代英相遇。

当时，恽代英正在组织创办利群书社，这给了毛主席很大的启发。从1919年开始的三年内，恽代英一共创办了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等革命组织。

这些行动使他成为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利群书社的影响力，甚至让毛主席毫不保留地称赞，认为它是先进爱国青年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桥梁。

受其影响，毛主席回湖南后也成立了文化书社。但因缺乏经验且与省外出版社缺乏联系，书社知名度不高。毛主席通过与恽代英的信件求取经验。

恽代英从中协助，甚至不惜利用利群书社作为抵押，从出版社购买了大量书籍，才帮助毛主席的文化书社开了起来。

毛主席曾公开表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由三本书建立起来，其中恰恰就有一本是恽代英所翻译的。这足以说明恽代英在思想启蒙上对毛主席的影响。

当然，在那个时代，对毛主席有“引路”之恩的，除了恽代英，还有李大钊、翟秋白等人。但更多时候，毛主席和恽代英是在革命风雨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恽代英的成就远不止于此。192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职教授，并参与了一系列党的会议。

他还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经常刊登思想进步的文章，激励爱国人士认清革命的真谛。

1925年至1927年这三年间，恽代英还陆续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重要活动。革命遭遇挫折后，他奔赴香港，后又转战广西，为革命四处奔波。

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总理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恽代英也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同样担任过政治总教官。

他在任职期间为我党发展了许多有志青年，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蒋介石也曾试图拉拢他，千方百计地示好、送礼。

但恽代英认定了蒋介石并非纯粹的革命者，对其态度一直不冷不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害爱国青年和共产党人。

这让恽代英内心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顶峰，毅然决然与其断绝来往。因此，恽代英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被列为“黄埔四凶”之一。

悲壮落幕，路线转变

1929年初，毛主席举荐恽代英的信寄到了由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央委员会手中。此时，恽代英正担任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

周恩来总理对恽代英出色的工作能力也看在眼里。于是，中央与各委员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毛主席来信中的建议进行了激烈讨论。

集体最终认为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由毛主席和朱德二人继续领导红四军革命根据地更为合适。因此，中央没有再坚持调任毛主席和朱老总到中央工作。

恽代英最终未能前往红四军创建的根据地。但经此一事，在1929年6月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恽代英正式被任命增补为中央委员。

他的政治地位与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并列，可见中央对其能力的高度肯定和重视。

然而，两位惺惺相惜的战友，却过早地阴阳相隔。这场悲剧的开端，发生在1930年5月6日。

这一天，恽代英因一次反抗活动不幸被捕，被关进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最初，恽代英的身份在活动中是保密的，他使用的是化名“王作霖”。

他在监狱中掩饰得很好，国民党特务并未发现异常，一直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革命者，甚至很快就下达了释放命令。

但关键时刻，在即将释放的前夕，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了我党。顾顺章竟将“王作霖”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

国民党特务得知消息后，立刻截断了释放命令，并将此消息连夜上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派遣特员到监狱劝说恽代英。

他试图将恽代英吸收进国民党，承诺既往不咎，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但恽代英毫不动摇，对蒋介石的优渥条件不屑一顾。

蒋介石一党始终没有放弃同化他，将他一直囚禁在监狱中。恽代英始终不卑不亢，甚至在被囚禁中还想方设法给中央写去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明了自身对党的忠诚，若侥幸能出去，仍希望能继续为民为党发光发热，可见其革命的赤诚之心。

甚至当他察觉敌人失去耐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用血在监狱的墙上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七言绝句：《狱中诗》。

诗曰：“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因恽代英的誓死不从，蒋介石最终失去耐心，无计可施，下令除掉他。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西江东门被杀害，年仅36岁。

恽代英的牺牲令人扼腕叹息。这与毛泽东在国民党合作后期面临的困境，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革命者所经历的复杂局面。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这份提案最终得以通过。

它使共产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所有重要职务，包括毛泽东也因此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蒋介石则借此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

这为一年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全面叛变革命、挥舞屠刀大开杀戒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他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给所有学员都发了枪，全面加强军事训练。

他明确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笔者以为

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高效运作到根据地建设中的荐贤举能，毛泽东等早期革命者在复杂的国共合作与斗争中，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组织能力和对同志的深厚情谊。

恽代英的英勇牺牲，是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悲壮缩影，也是无数革命先辈坚守信仰、为民献身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进程证明，正是这些对人才的珍视、对路线的坚守以及对牺牲的无畏，最终铸就了中国革命走向独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