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弥漫着内战的硝烟。为打破国民党的内战图谋，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从全国大局出发，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决定让出广东等八个省区内的根据地。同时，要求将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撤往北方，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然而，这一宏大的战略部署，却让琼崖的革命力量陷入两难。海南岛，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自革命斗争伊始，便一直远离中央。

琼崖：岛上另有光景

当时，琼崖特委在认真研读中央的指示后，对全局形势和琼崖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琼崖特委领导冯白驹同志，与时任琼崖纵队全权代表的庄田同志，都有着清醒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央的战略意图无疑是高瞻远瞩，放眼全国的。

但琼崖岛的情况却异常复杂，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坚持不承认琼崖党的组织和武装的合法地位，更调集了装备精良的美械正规军，对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加紧“围剿”，使得琼崖再次陷入内战的血海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冯白驹与庄田提出，如果琼崖的武装部队按照指令集中北撤，极有可能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一举歼灭，导致前功尽弃。因此，他们提议将真实情况上报中央。

尽管如此，特委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些同志脱离了海南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机械地提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北撤”的主张。就在此时，广东区党委依照中央指示，派符气岱同志来到琼崖，传达了由庄田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军调小组，与国民党张发奎谈判北撤事宜的决定。

同时，特委也决定派罗文洪同志作为庄田的助手随行。

特使的地下之旅

接到通知时，庄田同志正在琼岛西部带领部队进行休整。这个消息让他的内心如同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琼崖的革命斗争历来在这片孤岛上艰难进行，中央也常提醒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从琼崖实际出发，既要坚决又要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

庄田同志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他出生于1906年海南万宁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辍学南洋谋生，曾在新加坡做苦工，后又在货轮上烧锅炉。在工友们或娱乐或休息时，他却坚持读书写字，并常常对着大海深思，被视为“怪人”。直到他遇到了地下党员黄宜敦，在老工人的开导下，庄田迅速成长，1926年光荣入党。

1929年，他奉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在1931年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毕业，决心以武力拯救民族。回国后，他在中央苏区军校系统工作，因军政兼优获得校长刘伯承等首长器重。1933年，他出任红军模范团政治部主任，并在福建清流初次参战即击溃敌军。他随后升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委，并于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

在长征中，他指挥部队苦战八十多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在贵州乌江北岸，他所在的红九军团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成功迷惑并牵制了至少四个师的敌军，为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特别是在老木孔战役中，红九军团在他的指挥下，从容击溃黔军五个团，歼敌两千余人。1936年，他被编入西路军，历经血战突围，最终抵达延安。

审查考察后，他在抗大工作，升任三分校教育长，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1940年4月，他被派回海南岛，担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总队长，后任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对部队正规化贡献巨大。

与冯白驹同志反复商议后，庄田决定，一方面要执行中央的指示，做北撤准备，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向党中央反映琼崖的实际情况，建议部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于是，他和罗文洪同志当即化装成商人，乘船前往香港，准备联系我党中央在南方的负责人方方同志。

庄田同志首先赶赴文昌县与当地特委副书记接头。副书记已为他们准备好经海口市地下联络站“阜成丰”店老板谢佩珊安排船只，送他们经广州到香港的路线。然而，庄田同志断然否决了这一安排。他深知海口市是琼崖国民党的最高首府，敌人控制严密，自己曾与国民党进行过谈判，有些特务、暗探认识他，从海口走极易被敌人发觉。

他从党的事业出发，决定选择一条更隐蔽的路线：从距离湛江较近的东海岸东阁港偷渡。一个夜晚，庄田和罗文洪同志装扮成商人，在交通员符气岱的带领下，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安全抵达中共文昌县委驻地后港村。在那里，他与文昌县委负责人商议偷渡方案。

就在此时，忽有人传报，一名自称钟光集的“商人”从海口市乘出租汽车前来要求会见庄田。庄田心生警惕，这个身份不明的“商人”怎会知晓他在此地？莫不是行动计划已暴露？他深疑其中有诈，当即拒绝会见，并要求文昌县委书记符思之立刻备好小船，刻不容缓地进行偷渡。

当晚，他们抵达东阁港一处海边渔村，那是一个天然港湾，椰林耸立，红树林环绕。正当船只准备偷渡之际，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又传来紧急情况：琼崖国民党当局近来大肆搜捕，派大批军警、特务对海口市实行大搜查，封锁所有海陆交通线，规定过往人员“准进不准出”。庄田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船公加速扬帆，抢先偷渡。

谣言与反击：敌特的伎俩

船只驶出红树林不久，便进入了浩瀚的南海。几天长途跋涉，庄田同志倍感疲惫，渴望能好好睡一觉。然而，想起登船前发生的种种，以及偷渡过海后更加艰险的旅程，睡意瞬间消散。罗文洪和符气岱也心事重重，难以入眠。三人索性坐起身，商量明早偷渡到湛江后的应对之策。

庄田同志对两人说：“琼崖的国民党特务可能已经察觉了我们的行动。他们在海口和东阁没有搜捕到我们，必定会跟踪追来。明天早上，敌人很可能会对湛江市实行戒严，并封锁从湛江到广州的水陆交通线。我们必须设法在天亮以前甩开敌人，迅速通过湛江，改道乘汽车去广西玉林，再返回梧州，最后乘船抵达广州，转赴香港。”两人对此深以为然，认为此策可行。

第二天凌晨四时许，他们在湛江赤坎的一个渔村登陆。按照预定计划，一早就来到湛江市郊区的公路边，等候开往广西玉林的过路车辆。巧合的是，他们刚抵达不久，市区内便开出一辆人货混载的汽车。他们当即将其截停，经司机同意后迅速上车，直奔广西玉林。

果不其然，当他们到达玉林不久，便从湛江来的旅客口中得知，当天早晨，整个湛江市实行了大戒严，国民党当局还宣称在那里捕获了一名“琼纵的副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三人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庆幸万分。

他们不敢在玉林停留住宿，立即购买了前往梧州的船票。梧州亦是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之地，他们同样未能久留，住了一夜后便立刻购买船票前往广州。连日来发生的种种征兆，让他们保持着高度警觉。一抵达广州，他们便乘坐秘密火车直奔香港。

当晚，交通员符气岱带领他们抵达目的地。在那里，他们会见了珠江纵队的全权代表谢立全同志，他是庄田的老战友，两人早在1940年初就一同从延安南下，接受中央指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庄田的突然出现，让谢立全大吃一惊。他狂喜地与庄田握手拥抱，并急切地问道：“老庄，你还活着出来呀！”说着，递给庄田一张国民党报纸，又补充道：“你好好看看吧，敌人的报纸刊登了你被捕获的消息，我们都不明真相，真假难辨，可把我们急坏了！”

庄田接过报纸，草草扫了几眼。只见上面用大字通栏标题赫然写着一则轰动华南地区的消息：“共匪琼纵副司令庄田等途经湛江时被我侦缉机关捕获”。他用力将报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想得真美，真是白日做梦。”

安顿下来后，有关同志告诉他们更多情况：“你们离开湛江半个小时后，国民党特务分两路追捕你们，一路由湛江至广州，另一路由湛江至澳门。沿途的东阁、徐闻、湛江地下交通站都被敌人破坏了。”同志们还透露，国民党专门派出两条机帆船，在湛江至香港的海面上搜捕他们。

同志们特别叮嘱，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要他们出入务必小心。联络站的同志还说，方方和其他负责同志过几天就会来找他们谈情况，要他们在住处等候。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他们在湛江捕获的所谓“琼纵副司令”并非庄田本人，便派特务跟踪到香港。

其中，那个曾在琼崖要求会见庄田的钟光集“商人”赫然在列。他扬言：“过去在战场上打不死庄田，这回一定要打死他。”于是，他抵达香港后，便通过香港特务卢迅出面，设宴招待琼崖老乡，企图诱庄田出来赴宴，进行暗杀。庄田等人当然不会上当。事后，庄田通过多方面调查，发现钟光集并非什么“商人”，而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中统特务。

海口市的大搜查，以及包围文昌县委机关住地，搜捕地下联络站人员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实践证明，庄田等人来香港时没有走海口至广州和湛江至澳门的路线，果断甩开特务跟踪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战略转向：中央新解

正当庄田与罗文洪焦急等待方方同志接见之时，广东区党委又传来新的决定：将一部分未能北撤山东烟台的东江纵队干部撤往中越边境，并同时建议琼崖纵队部分干部随他们一同撤到那里去。为此，区党委一方面派琼崖驻澳门联络员张创同志返琼向特委传达，另一方面派周楠同志来找罗文洪同志，要他配合南路特委先到中越边境联系有关筹划琼崖干部“南撤”的事宜。

庄田得知这情况后，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并要求当面而向方方同志汇报。不久，方方同志便派人来接他们到他的住处。当庄田和罗文洪同志走进方方同志住处时，方方同志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热情地迎接道：“老庄同志，这段时间让你等急了吧。”庄田与方方同志旧识，虽多年未见，但方方同志依旧身体健壮，朴实无华，眉宇间流露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概。

庄田紧紧握住方方伸出的手，直率地说：“一心想着向领导汇报琼崖斗争情况，和赶回琼崖与同志们继续并肩作战，关在房子里可真不是个滋味啊！”方方同志爽朗一笑：“啊哈，你又在想打仗了！这也是打仗嘛，而且是更重要的打仗！”

寒暄片刻，方方同志便谈起庄田等人一路上的情况。他说：“你们都看过敌人的报纸了吧！国民党的宣传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想通过大张旗鼓地宣扬你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制造思想混乱，以达到其动摇琼崖革命人民和琼崖纵队坚持革命斗争决心的卑鄙目的。

但是，他们的造谣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卑鄙和愚蠢。我们前几天已拍电报告诉琼崖特委，说你们已安全到达香港，并要他们在革命人民和部队中揭露敌人的这一罪恶阴谋。”方方同志还表扬他们：“你们脑子里装着敌情，时刻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避免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做得非常对。”

停了一会，方方同志便开始谈及工作。他指出，党中央根据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双十协定”精神，制定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我党兵力和作战方向作了新的部署，决定将南方五省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一方面可以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南方的部队在内战全面爆发后，不至于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这个决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他接着说，中央通知庄田他们出来同国民党谈判北撤问题，是原先作出的决定。但是，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广东的国民党当局认为琼崖纵队经过第四十六军的“围剿”，已经溃不成军，因此不承认琼崖党组织和琼崖纵队的合法地位。

方方同志透露，最近我党中央代表王若飞同志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张治中曾来广东同张发奎交涉，但张发奎竟公然拒绝与我方谈判，决意“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琼崖纵队歼灭在海南岛上。由于琼崖纵队北撤的决定是党中央作出的，若要改变必须经过中央同意。因此，区党委正向中央建议，让庄田他们马上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琼崖的详细情况，请中央作出最终决定。

将军的未竟之归

听到方方同志的谈话，庄田同志心里非常高兴，他对方向方同志说：“红旗不倒靠党撑，琼崖革命斗争每到关键时刻，都及时得到中央的明确具体指示。现在琼崖的革命斗争正多么需要党中央的指示啊！”

方方同志十分理解他们盼望党中央指示的心情。他对庄田和罗文洪说：“琼崖的同志们都在盼望你们的消息，我们不留你们了，一俟中央电复，你们就起程吧。”他还具体地向他们交代了出发的路线，以及途中的注意事项。他们从方方同志那里回来后不几天，党组织便给他们购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庄田和罗文洪便离开香港，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轮。

琼崖最终的北撤事宜并未按照最初的谈判计划进行，而庄田同志也因任务需要，未能在后续回到琼崖老部队。1947年4月，他应香港分局请求，来到粤桂边区领导武装斗争。10月，粤桂边纵队成立，他担任司令员。这支队伍随后转移到桂滇边区，发展为桂滇黔边纵队。最初，全军不足千人，但在庄田的带动和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到两万人以上。他们在西南崇山峻岭间神出鬼没，屡屡袭击或伏击敌军小部队，斩获颇丰。

至建国前夕，这支部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多次与敌军主力硬碰硬，曾在一个月内歼敌不下四千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庄田将军患上严重的皮肤病，表皮大面积腐烂，无法正常行走，但他毫不在意，坐在担架上，爬山越岭，趟水过河，继续指挥作战。194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滇南战役，在桂滇黔边纵队的有力配合下，我军主力所向披靡，一举歼敌三万多人。

紧接着，庄田将军改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陈赓司令员，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剿除了十几万名残匪。1951年，他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曾担任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教育长兼训练部长、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庄田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1957年，他重返海南岛，改任海南军区兼第43军司令员。1960年，他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主要负责部队训练和学校工作。在特殊时期，他不幸受到冲击。幸运的是，在总理的关怀下，他于1975年改任广州军区顾问。离休之前，他还担任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委。

1985年，庄田将军正式离休，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8年，他被授予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离休以后，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喜欢读书、看报、研究地图。

闲暇之余，他非常关心那些老部下，尤其是流落民间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琼纵、滇纵的老战士。他更关心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与进步。1992年4月，庄田将军在广州因病去世，享年86岁。

庄田将军的这场跨海之行，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注脚。它不仅仅是他个人九死一生的传奇，更是革命进程中，地方特殊性与中央宏观战略如何有机结合的生动范例。

他的决策与坚韧，避免了琼崖革命力量可能面临的毁灭性打击，也让中央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得以更精准地校准航向。他所践行的实事求是精神与灵活应变的智慧，确保了琼崖这面红旗在孤岛之上始终高高飘扬，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