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刚刚散去，中华大地远未回归平静。一场更大规模的对抗正悄然酝酿，其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彼时，国家领袖受邀远赴谈判桌，而其身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则被一位此前鲜少直接主掌大局的领导者填补。

他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临时的职责。在那段特殊岁月里，他做出的几项关键决断，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紧张的军事布局，更在无形中奠定了数年后全国范围大局的走向。

国共双方的博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迅速升级。国民党政府首领蒋介石，其真实意图早已不再掩饰，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成了他眼中的头等大事。

尽管表面上他盛情邀请对手赴重庆会谈，营造出一片和平的假象，但私底下，一场针对解放区的内战部署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代理主席的重担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就此诞生。会议明确，最高领袖将远行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会议同时正式宣布，在最高领袖离开期间，将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同时兼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等多项要职。

这意味着，中共最高指挥权将首次由刘少奇代行，其肩负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八月二十七日，最高领袖亲自执笔，起草中央通知，向各中央局及区党委电告了这一重大任命。

在启程重庆前夕，最高领袖将刘少奇召至窑洞，两人细致交谈了一整天，对各项工作进行了事无巨细的交待。这是一次深入且关键的权力交接。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与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以及延安各界代表一同前往机场，为即将赴渝的最高领袖、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刘少奇目送着一行人登上专程前来迎接的美式飞机，飞机上还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上将。他望着飞机缓缓滑向跑道，继而冲向蓝天，直至最终消失在白云深处。

最高领袖离开后，刘少奇第一次全面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运作。这段时期，无疑是他个人生涯中工作最为繁重、劳神且紧张的一段时光。

他不仅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日常事务，更要巧妙配合最高领袖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同时还需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的协调行动。

这场全面的较量，核心在于与国民党争夺日本投降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地带。与此同时，蒋介石并未停止其军事部署，仅仅在最高领袖抵达重庆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九日，何应钦便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迅速印发蒋介石早年编写的《剿匪手本》。

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亲自发出密电，要求各战区必须执行这一“剿匪”方案。至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已经集结了超过八十万兵力，并开始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先后攻占了三十一座城市。

这一切行动，发生于《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短短几天内。这无疑暴露了蒋介石“双面人”的策略：一方面虚与委蛇地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悄然准备军事进攻。

中共领导层对此早有清醒认知，因此在最高领袖赴渝的同时，也已做好了应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全面准备。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迅速将留在延安的党政军负责人送回各自前线。

战略慧眼看东北

党内决策明确，面对蒋介石的“两面手法”，中共绝不会让步。此时，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凸显。东北三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工业与交通都相当发达，是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区，成为战后国共双方都志在必得的必争之地。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除了华北、华中两地规模较大外，其余大多零星分散，力量单薄且孤立，极易被国民党逐个击破。

九月初，抢占东北的部署已悄然展开。九月七日，刘少奇指示中共华中局，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集中并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九月十一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三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

当时，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早已奉中央命令，带领部队向热河、辽宁、吉林挺进，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城市。他的部队分三路进发，迅速解放了山海关，打通了华北与东北之间的通道。

至九月五日，李运昌率领的东路挺进军抵达沈阳。然而，苏联红军根据与国民党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允许中共军队进驻沈阳。

经过三次艰苦协商，苏军最终同意东路挺进军驻扎在沈阳郊区的苏家屯。沈阳人民对中国军队的到来报以热烈欢迎，当地苏军代表也深受感动，最终允许中共部队驻扎在小河沿。

正当刘少奇加速向东北调兵遣将之际，九月十四日，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突然降落在安东关机场。从飞机上走下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部队的贝鲁罗索夫中校，以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曾克林等人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他们孤军深入，缺乏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急切地需要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偏偏他们的电台功率太低，在出关后便无法与延安联络。

在犯难之际，他们获悉苏联红军派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也想派代表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问题。冀热辽军区前委便决定曾克林搭乘苏军代表的飞机，直接向中央请示。

坐镇延安亲指挥

贝鲁罗索夫此行的使命与曾克林不同。他一抵达延安，便立即会见了朱德总司令，正式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

他甚至要求朱总司令命令已抵达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个别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区，并表示苏联红军统帅部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

贝鲁罗索夫转达的意见，显然代表着苏联当局的立场，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刻将与苏方代表的会见情况向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

当天下午，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讨论开始前，他首先请曾克林前来详细汇报东北局势。

刘少奇对曾克林说：“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正要派人去东北，不知情况怎么样。”在曾克林作了详细汇报之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展开了热烈讨论。

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因此讨论了好几天，仍难以作出最终决策。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洞察到东北的极端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能在东北站住脚，全国斗争就有胜利的把握。”这一定位，无疑为后续的战略制定指明了方向。

会议决定采取灵活策略：公开撤退与秘密进军相结合。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河、察哈尔省作为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

至于山东派四个师去东北，方针仍然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使用“八路军”称谓，但必须让群众清楚这是八路军的队伍。

最终，刘少奇提议，为加强东北的领导力量，成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担任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通过。

第二天早晨，新组建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包括彭真、陈云、伍修权，以及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便与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同，乘坐他们来时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九月十五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明确了中共在东北的任务：迅速夺取控制权，发展党内力量。但强调，必须谨慎使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名义，以避免暴露身份。

北上南守定乾坤

紧接着，九月十七日，刘少奇向远在重庆的最高领袖正式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最高领袖当天便发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方针，完全同意力争东北。”

在收到最高领袖的复电后，刘少奇当即再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了重庆来电和后续的战略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方针已定，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他进一步强调：“争取东北是我们最主要的战略任务。”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顾不上休息，连夜起草了三份重要的电报，迅速发了出去。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面向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第二份电报，是写给重庆的最高领袖和周恩来的，汇报了当前已确定的战略部署。另一封则向最高领袖建议，江南的部队应尽快全部往江北转移，以配合全国战略调整。

最高领袖连夜发来复电，对刘少奇的部署表示肯定：“方针是正确的，即是全国方针。”他再次强调：“整个战略是正确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望罗荣桓、萧华能尽快抵达东北，林彪也应尽快到达冀东。并指出，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将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工作。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向东北进发。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已先行抵达太行山，接到中共中央调令后，也随即改道向山海关进发。

由于陆路遥远，部队进展缓慢。面对东北紧急的军情，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九月二十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要求充分利用胶东地区和沿海的日伪船只。

刘少奇强调，部队要改陆路为海路，加快向东北调动的速度。第二天，他又追发一电，提出了更为严密的部署，确保海路转运的效率和安全。

新措施果然见效，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十月七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抵达冀东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都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着相应的调整与布防。

在延安的机关和单位也刮起了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以及直属的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又有一批三百多人的干部队伍即将出发前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这充分显示了他对此次战略部署的重视程度。

结语

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刘少奇坐镇延安的亲自指挥下，中共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到了十一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以及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属部队三万五千人。

同时，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

九月二十一日，刘少奇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使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十月三十一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担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十个军区。

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陆续撤到苏皖边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大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了山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下辖五个军区。

原中共华中局也移到山东，改为中共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原华中地区组成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

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为中共争得了控制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地区的先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进而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

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的战略态势来看，中共军队已经成功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转而占据了极为有利的战略主动地位。刘少奇的这一系列决策与指挥，无疑是其代理主政中央期间，所做出的最杰出的功绩之一。